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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完苏逢吉，我们再来说剩下的几位，杨邠，王章，史弘肇。
王章，割据河东时期，给刘知远管粮草，主要负责主持后勤工作，此人性贪，和苏逢吉属于是一丘之貉，喜好敛财，盘剥百姓，您说他搜刮百姓到什么程度，有时候后汉民间爆发一些民变，就都是这个王章导致的。
史弘肇，是刘知远麾下的主要武将，这个人打仗很厉害，治军非常的严格，为巩固后汉的统治可以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但他喜好杀戮，造业太深，和同僚之间的关系也不好。
杨邠呢，在这批顾命大臣里算是比较正常的了，怎么说正常，难能可贵，他不贪污不腐败，平时有人贿赂他，他坚决不收，如果非收下不可，他也一定会把这个贿赂公开出来，充公到朝廷里。
而且他秉性刚正，直言敢谏，唯一的毛病就是恃才傲物，人有点狂妄。
至于郭威，虽然也在托孤之列，但他毕竟是武将，而且人不在中央，在地方上班，政务之类的他基本不过问，也不管。
那我们可以说，在外部，主要负责拱卫后汉政权安全的，就是郭威，在内部，则是苏逢吉，杨邠，王章，史弘肇四个人。
这几个人加起来，其实就是后汉政权政治生态的微缩景观：
文官贪渎榨取民生根基，武将暴力维持表面秩序，清流在理想与现实间挣扎，而真正的颠覆性力量正在边缘蓄势。
郭威地位不高，但干的活儿却不少。
刘承祐初登帝位，国内就发生了一场动乱，后汉河东节度使李守贞，永兴节度使赵思绾和凤翔节度使王景崇，这三个藩镇，举兵造反了。
李守贞的名字，我们不陌生，这个人当年在后晋是杜重威的搭档。
昔年后晋立国之后，朝廷削藩，对各地藩镇都有所打压，加上石敬瑭事契丹，藩镇很不服他，很反感他，叛乱时有发生，这些叛乱有很多都是李守贞平定的。
在抵抗契丹和北伐的过程中，李守贞也比杜重威的表现要强的太多了，比如马家口之战，李守贞率兵击退了契丹将领麻答，白团卫村之战，是李守贞主动出击，为后晋军队换来了一线生机，只是这个人心思不纯，居功自傲，加上他毕竟是二把手，杜重威在中渡桥之战投降契丹时，他也就跟着投降了。
两个人投降之后，听命于耶律德光，他们在契丹人的安排下在各处行军，很多中原百姓见到他们，也不躲避，也不怕死，而是扯着嗓子对他们极尽咒骂，说他们卖国降贼，但二人神情自若，脸上也毫无愧色。
耶律德光北返之后，后晋的很多降将都被安置在了中原地区，接着刘知远称帝，李守贞再度倒戈，投降了刘知远。
这不是李守贞一个人的行为，耶律德光南侵时，各地藩镇一看石重贵政权已经无力回天，纷纷依附契丹，而契丹人一走，中原换了新主人，他们又马上脱离契丹，对刘知远投怀送抱。
这和乱世的大环境有关系，五代十国的军阀大都如此，有奶那就是娘，这也和契丹人并不真心接纳中原武人有很大关系，请看：
《旧五代史·卷第一百九》：契丹主南行，命重威部辖晋军以从，既至东京，驻晋军于陈桥，士伍饥冻，不胜其苦。
当时是冬天，耶律德光让杜重威带领后晋降将随行，天寒地冻，滴水成冰，契丹人却连衣服和食物都不给后晋军提供。
是啊，在契丹统治者看来，后晋的降将也好，后晋的降卒也好，他们只是契丹人征服事业的战利品，而不是值得尊重的盟友和伙伴，这其实就暴露了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一种深刻的蔑视和利用心理。
利用我还能理解一点，蔑视就有点理解不了，毕竟游牧文明的水平远远低于农耕文明的水平，他们的厌恶从而何来？
从这个角度，我们也能够理解耶律德光在中原的统治为什么会快递崩溃。
因为他们毕竟是外来的征服者，虽然他汉化程度很深，但是却始终难以完全理解中原的政治文化，契丹人简单的认为，武力征服就是一切，而忽略了笼络人心才是维持统治的根基。
短视，可以说耶律德光在这个问题上完全短视了。
事有渐则易成，谋有豫则立效。
刘知远作为开国皇帝，在一整个历史上的开国皇帝圈里，表现一般，但他有一个优点，就是他擅长笼络人心，毕竟像杜重威那种货色他都能哄的投降，可见刘兄善于揣摩人的心理。
但是刘知远也是短视的，临死之前他不放心杜重威，那他就应该用制度性的东西来瓦解杜重威的权势，就是你得设计杜重威，用四两拨千斤的方式解除这个威胁，但刘知远没有，当然时间上他也不够了，只好授意苏逢吉来接手烂摊子。
苏逢吉别的不会，只会杀人，这一杀杜重威不要紧，有人可应激了，面对杜重威的死，李守贞颇有瓶罄罍耻，兔死狐悲的感觉，一下子他对后汉政权就失去了信任和好感。
何况，刘承祐年纪轻轻，刚刚继位，难以服众，李守贞也没把刘承祐放在眼里。
李守贞很能为后事做准备，尽管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但他广泛的招募亡命之徒，畜养死士，在河东还修建了不少的防御工事，他还偷偷训练军队，跟契丹人也有隐秘的来往。
李守贞相信，当危机来临时，能活下来的，一定是自己这种有准备的人。
时年后汉的永兴节度使叫做赵思绾，这个赵思绾啊，他是赵延寿的部下，赵延寿是契丹先锋，中原人恨他恨之入骨，所以赵思绾的身份就极为敏感，他自己也觉得出身赵延寿军中不光彩，他害怕中原百姓议论他，担心后汉朝廷不信任他，长期处于这种情绪之下，加上杜重威一死，闹的人心惶惶，赵思绾后来就造反了。
善弈者谋势，不善弈者谋子。
要说，这事儿还得怪苏逢吉，人家刘知远留的遗诏是让苏逢吉“善防重威”，意思是好好提防，要注意监视他，或者慢慢的压制他，苏逢吉为了图省事儿，直接把杜重威杀掉了，老百姓自然拍手称快，却在藩镇间造成了很不良的影响，赵思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
赵思绾势力薄弱，造反之后他必须找一个坚实的靠山，李守贞就成了他的不二之选。
五代后期，有个叫做赵修已的人，是个相士，生平最擅长占卜之术，当时给李守贞做幕僚。
赵思绾造反之后，他派人笼络李守贞的同时，还给李守贞送去了一件御衣，也就是皇帝穿的衣服，意思就是李哥你也举义吧，我拥戴你做皇帝。
赵修已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，他连忙去劝李守贞，说我夜观星象，天命如常，难以更替，所以你还是不要擅动的好。
李守贞本来和朝廷的关系就一般，这么多年来他还一直在积聚力量，为的不就是这一刻么？所以他根本就不听，赵修已知道李守贞马上就要大祸临头，干脆辞职，走了。
李守贞还有一个幕僚，名字叫做总伦，这个总伦是个和尚，当然不是什么好和尚，是妖僧，他就蛊惑李守贞，说我看你浓眉大眼，天庭饱满，神态特异，你指定能当皇帝。
总伦这番说辞，甚得李守贞之心，李守贞果断起兵，还自封秦王，也造反了。
想一下，李守贞不听从赵修已的判断，反而盲从于总伦，不是他蠢，不是他笨，不是他判断错误，其实是他主动的选择了一个他想要得到的结果。
在这个时候，任何符合李守贞预期的话都会被认可，而任何逆耳的忠言则都会被李守贞认为是扯淡——自我欺骗嘛，这也是人之常态。
那所谓自我欺骗，其实也是一种认知上的错误，他错将同僚的怂恿当成了时代的呼声，他错将总伦的谀词当作上天的旨意，他错将积攒的家底当成了必胜的保障。
有很多人的不归路，都是这么走上去的。
至于王景崇，他造反，其实并不只是为了反对朝廷，还有一些其它的原因。
王景崇，少年从军，后唐时代就开始为朝廷效命，历经后唐，后晋，契丹，后汉，刘知远建立后汉之后，他颇受重用，当时凤翔有个节度使叫做侯益，这侯益啊，不老实，不愿意依附刘知远，反而还勾搭后蜀的军队屡屡作乱，刘知远一看这不行，马上把王景崇派到凤翔去平乱。
后蜀的整体国力，说实话一般，尤其孟知祥死的又早，孟昶又是个不学无术的二代，后蜀的军队也只是滋扰，借着侯益的方便来打秋风而已，王景崇一到，三下五除二，直接就把后蜀军队击败撵走，凤翔得以安定。
刘知远把王景崇安排到凤翔，不仅仅是让他平乱，实际上就是要王景崇把侯益给替掉，或者直接把侯益杀掉也说不定。
侯益这老小子非常精明，王景崇前脚抵达，后脚他就溜回了京师。
这个时候，刘知远已经死了，刘承祐即位，诸位大臣辅政，侯益找到杨邠和史弘肇，贿赂了很多的钱财，因此他勾结后蜀的事情不仅没有被追责，反而还升职了，做了开封尹，从地方官员摇身一变成了京官。
让侯益给跑了，王景崇就已经有点气急败坏，但是世风日下，权臣弄权，跑了也只能是那样了，再说侯益跑了，正好给自己腾位置，王景崇就上疏，说我平定了凤翔的变乱，击退了后蜀，侯益呢，玩忽职守，他也跑了，那是不是能让我做凤翔节度使啊？
官儿没有自己要的，但是就事论事，这个节度使的职务，应该给王景崇，可朝廷就没给，朝廷为什么没给？很简单，因为已经做了京官的侯益没给垫好话，他从中作梗，搬弄是非，往王景崇的身上泼脏水，朝廷就没给王景崇这个节度使的职务，不仅没给，还要给他调到别的地方去做留后，那王景崇能干吗？
他感觉自己被侯益欺辱，又遭到了朝廷不公正的对待，因此占据凤翔，反叛朝廷的同时，还积极响应了李守贞。（顺手的事儿）
可以说，赵思绾，李守贞，王景崇虽然是造反同盟，但是他们在造反之前，互相不熟悉，没勾结过，也没商量过，大家都是临时起意，走到了一起。
为什么？
还是因为作为建立者，刘知远在位的时间太短了，后汉政权就如同一个匆忙建立却地基不稳的堡垒，所有拥有实力的藩镇都在观望和计算，他们不确定这个新朝廷能否长久，也不确定自己的利益和安全能否得到保障。
加上除了郭威之外，这些辅政大臣几乎是没一个好鸟，朝廷无法再向地方藩镇有效施加恩威，这也就失去了凝聚人心的力量。
那在这种环境下，叛乱就不需要精密的合谋了，不用处心积虑，而变成了自发行为。
三个名不见传的藩镇军阀莫名其妙又误打误撞的结成同盟，就此开始了一场五代十国时期规模最大，影响也最为深远的地方藩镇对抗中央朝廷的事件。
后之览者，扼腕太息，追思往迹，然当时之人，矇矇然行事，岂能尽知身后之沧桑耶？
后人读史，感叹前事，而古人又是否能知道，他们当时的行为，会给后来的历史造成怎样的改变呢？
参考资料：
《新五代史·卷十一》
《旧五代史·卷一百九》
曾国富.五代后汉速亡探因.湛江师范学院学报,2004
李翔.唐五代藩镇幕府文武幕僚关系论析.社会科学战线,20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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